中国古代十大清官
派驻第五纪工委综合科科长 康子良
在封建社会中，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。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，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，而叫“循吏”、“良吏”、“廉吏”等等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，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开始，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。好官的标准是什么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。司马迁的标准是：行教、清廉、守法。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、秦及汉初，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。到了"独尊儒术"时期，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。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，从三国末年开始，根据司马懿的思想，清、慎、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，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。
封建社会的清官，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，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。只是，比之于贪官而言，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，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，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，也更为人民所称道；他们廉洁奉公、公正执法的一面，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，仍不乏学习、借鉴意义。因此，我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，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，仿照天下足球top ten 栏目的形式为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作一简要介绍。
黄霸（？-公元前51），字次公，西汉时期淮阳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。史学家班固评论说：“自从汉朝建立以来，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。”黄霸还在年少时，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。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，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，发布诏令，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。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。从政后，奉公守法，以廉为本；体察民情，以劝课农桑为重。特别是黄霸断案，崇尚仁政，反对酷刑；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；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，教化为先，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，(争儿案)前汉时期，颖川郡有一家富户，兄弟俩在一起生活，他们的媳妇都怀孕了。兄长的媳妇生了个死胎，但是一直隐瞒着不告诉别人。弟弟的媳妇生了个男孩，兄长媳妇便生了恶念，将孩子强夺过来并声称是自己所生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一直论争了三年都未能断决。颖川太守黄霸听闻此事后，派人把孩子抱到法庭中间，命令她们妯娌俩上去争夺，表示谁能把孩子抢过去，便将孩子判给谁。兄长媳妇争夺时用力很猛，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；反观弟弟媳妇，既想把孩子争回来，又恐怕会伤着孩子而不敢使劲儿用力，表情极为悲伤。看到这里，黄霸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，斥责兄长媳妇说：“你只想得到儿子，怎么会顾虑到用力争夺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呢？孩子是谁所生，这件事已经非常明白了。”随即把孩子归还给了弟弟媳妇，兄长媳妇只得认罪。所以，黄霸为官，百姓拥护，朝廷满意，属下悦服。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，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。其中，以在当时的大郡--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。此前，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，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，他到任后，大刀阔斧，布施恩德，安置流民，重视农桑，施行教化，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，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，吏治清明，生产发展，“田者让畔、道不拾遗”的太平景象，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。
陈希亮，字公弼，北宋时期眉州青神（今属四川）人，原籍京兆（今陕西西安市）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，为官30余年，先后任过知县、知州、知府、转运史等地方官，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，陈希亮嫉恶如仇，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，为平民百姓称颂，使王公贵人害怕。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，享年64岁。在他从政的三十多年中，忠于职守，肯为百姓办实事，如严惩贪官污吏，打击地痞无赖，搜捕盗贼，开仓赈民，架设汴河飞桥，强令巫师、巫婆回乡务农等。由于正直挚诚，路有颂声，因而在每次任满离境时，父老们都洒泪相送。陈希亮在处理家事方面，品德高尚，为人称道。他父母死得早，依靠哥哥为生。哥哥是个性情偏狭的人，存心侵吞全部家产。在他十六岁时，他决定外出寻师，专攻学问，哥哥霸占了田园房产，只将乡邻们的借款帐单共三十万钱给了他。于是，他把那些借债的人都找来，当面将帐单全部烧掉，然后背起书箧行囊，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。结果，捷报传来，金榜题名，陈希亮进士及第。这时，哥年事已高，身体很差，两个侄儿陈庸、陈渝尚未成人。陈希亮不计前嫌，服侍兄长，教养侄儿。后来，两个侄儿也高中进士。著名文学家苏轼，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，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，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，而破例写下了《陈公弼传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希亮的儿子就是电影河东狮吼中的主人公陈季常。
赵广汉，字子都，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。曾任守京兆尹、颍川郡太守、京兆尹。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，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，他不畏强权，精明强干，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，就做了两件大事：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，缓和社会矛盾；二是加强地方管理，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。其威名由此流传，《汉书》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。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，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，处理各项公务，往往通宵达旦。并且善于思考，讲究办事效率。他嫉恶如仇，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，处置豪门权贵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在其治理期间，京兆地区政治清明，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。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，因在天子脚下，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，尤其是得罪了汉宣帝时期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，所以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，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。汉书记载，赵广汉被判腰斩的时候，长安城里数万名百姓以及官员自发聚集在皇家宫殿前，齐齐跪下，他们有的神情肃穆，有的情不自禁地低泣，有的则抑制不住地大哭，为赵广汉送行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，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。汉宣帝时，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。到任后，他发现土豪劣绅结党营私成风，形成一霸，无人能治，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。为了打击犯罪，为民除害，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，令手下人制成形状象瓶子，口很小，可入不可出的器具，“受吏民投书”。有了这些举报箱，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告密。赵广汉根据得到的线索，组织力量打犯，使奸党散落，盗贼不敢发，稳定了社会。赵广汉因此名声大振，升迁为京兆尹。
况钟（公元1383-1442），字伯律，号如愚，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。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，苏州人民称他“况青天”，和包拯“包青天”、海瑞“海青天”，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，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，他直接减轻官粮，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，稳定和发展经济。同时，整肃吏治、端正风气，注意清理冤狱，为民伸冤。他排了一个日程表，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，周而复始，从不间断。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，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。经他审理过的案子，无论大小，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，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。现在，只要一提起况钟，人们立即就会想到《十五贯》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、敢于伸张正义、为民伸冤的清官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做了兴修水利、举办学校、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。况钟任职十三年间，三次离任三次留任，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，最后积劳成疾，病逝于苏州任上。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，在他死后，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。
汤斌（公元1627-1687），字孔伯，祖籍保南睢州（今睢县）。主要政绩在康熙朝，官至内阁学士、江宁巡抚、礼部尚书等。汤斌为官一生，除著书立说，发展理学学说外，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，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、赈灾救施、兴利除害，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的“民本”思想，为变“满目榛荒，人丁稀少”为“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做出了一定贡献，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为官清廉，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，几乎不沾荤腥，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，生活非常简朴，在当地口碑很好，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“三汤道台”的称号，赞扬他为官清廉。 康熙时，汤斌由内阁学士出任江苏巡抚，职重位显，独当一面，但他不谋私利、不图享受，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，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，久而久之，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“豆腐汤”的雅号。至死仅遗俸银八两，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，最后还是他的朋友给了他家人二十两银子才能出殡，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。
西门豹，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。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，且是战略要地，但天灾人祸不断，民不聊生。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，治理邺地。西门豹初到邺城时，看到这里人烟稀少，田地荒芜萧条，一片冷清，百业待兴，于是立志改善现状。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，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，随后颁布律令，禁止巫风。教育了广大的百姓。原先出走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。同时，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，发动百姓在漳河开围挖掘了12渠，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。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，还实行“寓兵于农、藏粮于民”的政策，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，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。西门豹为官一生，清正廉明，造福百姓，死后，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，四季供奉。西门豹治理邺城的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，求是理论网201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西门豹诚信于民的启示的文章，文章中提出，西门豹“诚信于民”的思想和行动在今天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迪作用。俗话说：“一诺千金”、“人若无信，不知其可”。诚信守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今天，对我们党和各级领导干部而言，对人民言而有信，就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；对人民不讲信用，言而无信，朝令夕改，就会使人民无所适从，人民就会产生被欺诈的反感和埋怨心理，我们就会丧失人民的支持，甚至遭到人民的反对。古代有“三不欺”的说法：“子产治郑，民不能欺；子贱治单父，民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民不敢欺。”（语出《史记》）。今天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西门豹诚信于民和古代“三不欺”的精神，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于成龙 字北溟，号于山，清代山西永宁州（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）人。1661年（清顺治十八年），于成龙被任命为罗成县知县，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全力耕作土地。1667年（清康熙六年），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。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，历任代理武昌知府，福建按察使，布政使、巡抚和总督、加兵部尚书、大学士等职。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。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。康熙二十三年，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，不久便在任上去世。被康熙帝追赠为太子太保。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，三次被举“卓异”，于成龙为官非常廉洁，在他的一生中，官阶虽越升越高，但生活却一直十分艰苦。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，他带头实践“为民上者，务须躬先俭仆”。去直隶，他与仆人一起吃杂粮的稀饭，在富裕的江南任职时也是每天就是以青菜和稀粥最为主食，甚至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肉。”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“于青菜”。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，也是清廉异常，传说当时总督衙门后面槐树上的叶子都被官吏们摘光来做菜了。”他天南地北，宦海20余年，只身天涯，不带家眷，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。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天下，他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，别无余物，他逝世后，南京男女老幼，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，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赞誉其为清官第一，天下第一廉吏。
狄仁杰（公元607-700），字怀英，唐朝并州太原（今山西太原市西南）人，应试明经科（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），从而步入仕途。从政后，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。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，转大理丞，改任侍御史，历任宁州、豫州刺史、地官侍郎等职。狄仁杰为官，如老子所言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，为了拯救无辜，敢于拂逆君主之意，始终保持体恤百姓、不畏权势的本色，始终是居届堂之上，以民为忧，后人称之为"唐室砥柱"。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，到任一年，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，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，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，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，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，编了一本《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》。狄仁杰的一生，可以说是宦海浮沉；狄仁杰为人正直，疾恶如仇，把孝、忠、廉称之为大义。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，每任一职，都心系民生，政绩卓著。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，辅国安邦，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；武则天对狄仁杰非常敬重，常尊称他为国老，从不直呼其名，对他的退休请求不予批准，还不让他行跪拜之礼。狄仁杰病逝，武则天闻哭道：“朝堂空了。”追赠文昌右相，并废朝三日。此后，每当有朝廷大事不能决断时，武则天都叹道：“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，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，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海瑞（公元1514-1587），字汝贤，海南琼山县人。海瑞自幼攻读诗书经传，他立志日后如果做官，就要做一个不谋取私利，不谄媚权贵，刚直不阿的好官，因此他自号“刚峰”，取其做人要刚强正直，不畏邪恶的意思。他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。表面一片升平，其时危机四伏。海瑞年青时，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。在户部供职时，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，为进谏迷信道教、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，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。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“直言天下第一事疏”，后人称为《治安疏》。奏疏递上后，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《治安疏》，十分愤怒，把《治安疏》扔在地上，对左右侍从说：“快把他逮起来，不要让他跑掉。”宦官黄锦在旁边说：“这个人向来有傻名。听说他上疏之前，自己知道冒犯该死，买了一个棺材，和妻子诀别，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，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。”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。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，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，感到叹息，只得把《治安疏》留在宫中数月。曾说：“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，但朕不是商纣王。”但是还是把海瑞抓入狱中，好在不久嘉靖病逝、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，才得以获赦，官复原职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。他为匡正时弊，严肃法纪，主持制定了贪污满“八十贯绞”等严刑。他铁面无私，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，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，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，遂有“海青天”之誉。纵观海瑞为官，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多次冒死进谏，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，但他严于执法，除暴安良，生活清廉，同情百姓，招抚流亡，注意发展生产，兴修水利，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，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，等，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，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。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时，因为没有儿子，所以去世后，他的同僚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，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，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，因而禁不住哭起来，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。海瑞的死讯传出，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，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，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。
包拯（公元999-1062）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（今安徽合肥）人，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。他从青少年时代起，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，“竭忠死义”。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，后历任知府、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；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、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、都部署等军事要职；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；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，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、包龙图、包学士。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，但死后，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，以纪念和供奉他。包拯一生清廉简朴，从不讲究排场，即使做了大官，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；对贪污深恶痛绝，在给仁宗的奏疏《乞不用赃吏》中说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 他一生严于律己，身体力行，他在端州任知州，整顿吏治，打击贪污，深受百姓欢迎，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，他都婉言谢绝，“不持一砚归”；他一生铁面无私，不避权贵，执法如山。对皇亲国戚、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，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。大力平反冤狱，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，故有“包青天”及“包公”之名。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，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，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，亦被称为“包青天”、“包黑炭”。
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，特别在死后，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，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，使之带有神奇色彩。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，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。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，但包拯的一生，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，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，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。